在Mary Shelley的科幻小说《弗兰克斯坦》问世以前，就有许多研究试图阐明生与死的本质。其中弗兰克斯坦对生命有着独特的理解：“在我看来，生与死息息相关。”(第四章)。当时大量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句话不仅仅是作者的含糊其辞。许多科学家和弗兰克斯坦一样，相信生与死的界限并不绝对，往往会被打破。
十八世纪末，由于担心无法鉴别病人是否真正死亡，两位医生William Hawes 和Thomas Cogan，在伦敦创建了皇家人道主义协会。最初，它被称为“溺水者营救协会”，致力于向公众普及溺水的急救知识，奖励那些奋力抢救溺水者的人。营救协会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许多溺水者再次被唤醒，上演一个又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。这些被成功救活的溺水者中有许多是企图自杀的，其中包括Mary Shelley的母亲Mary Wollstonecraft，她是女权主义的先驱，《女权辩护》的作者。那天，Wollstonecraft从普特尼桥纵身一跃到冰冷、绝望的泰晤士河中，妄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随后她被协会救起，却向众人抱怨道：“现在我只想恸哭，即使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，如今你们还要把我从死神手里拉回这苦涩的世界，这是非人道主义！”
人们的疑虑不是空穴来风，法国百科全书就有区别过两类死亡，“不完全性死亡”和“绝对死亡”。在1817年伦敦，一名叫James Curry的外科医生(他也是Shelley的私人医生)就写过一本书，书中就如何判断两类死亡进行了详细讨论。Curry认为只有身体腐烂才是判断一个人死透了的唯一标志。他也提及了一些假性死亡的症状，如昏迷和睡觉。 Curry的书对Mary Shelley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她描写昏迷的情节时就参考了当时医学的许多前沿研究，也运用了一些专业的科学术语。
说道“生”与“死”的界定，就不得不提当时的科学家们尝试过的有关“复活”的实验。十八世纪下半叶，意大利外科医生Luigi Galvani发现死亡青蛙的腿被电击后会发生卷曲。在《弗兰克斯坦》的引言中，Mary Shelley评论了该实验，阐述了用电击刺激尸体使其复活的想法，于是电疗法逐渐开始影响她的创作。
科学家是疯狂的。Galvani的侄子Giovanni Aldini继续发扬他叔叔的实验，实验对象不再是青蛙，他找来了死刑犯的尸体作为试验品，并尝试复活他们。1752年的“谋杀法案”主张：即使是被执行了绞刑的死亡了的犯人，他们的身体仍然要受到折磨，以此作为惩罚。得亏了这条极不人道的法案，Aldini有幸继续他的实验。1803年，Aldini找来了George Forster的尸体，Forster谋杀了自己妻子和亲生孩子，最终被判绞刑。Aldini用电极联通了尸体，奇迹真的出现了，围观群众声称Forster的眼睛睁开了，右手抬了起来随后开始扭动，同时他的脚也开始颤动。
悲剧往往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Mary Shelley和他的丈夫Percy(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珀西·比希·雪莱)的一生充满了不幸，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相信死人能够起死回生。例如，他们的孩子William Shelley因疾病死亡，而Percy shelley写到他们的孩子William时：“内科医生的技术曾经复活了我们的儿子，当时他确实死了。随后他多活了4天，最终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。”
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Mary Shelley出版《弗兰克斯坦》的前几年，在爱尔兰皇家医学院的两个著名外科医生John Abernethy和William Lawrence就此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。
这场受人瞩目的辩论的焦点是“如何定义生命？活生生的人与死人以及无机物又有什么区别？” Abernethy认为生命并不依赖与身体的结构、功能，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特殊存在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体，“悬挂”于肉体之上。他的对手Lawrence觉得这种定义十分可笑，仅仅把生命定义为许多身体器官功能决定的行为习惯总和。Lawrence的观点听上去过于理性，他认为所谓的灵魂、精神世界不存在，只是人类的妄想。Lawrence的想法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有点超前，他不得不迫于压力撤回他已经出版的新书，书上详细记录了Lawrence的论点和研究，医学院也不得不将其革职(不久之后又复职继续他的研究)。以19世纪初的科学水平明确划分生与死的界限还十分困难，但生死之间朦胧、暧昧的界限成就了Mary Shelley的《科学怪人——弗兰克斯坦》这一伟大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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